第二章·北上的绿皮火车（1999-2005）

高考落榜的通知单到来那天，父亲把搪瓷缸摔在水泥地上。三姐连夜从师范学校赶回，在厨房煮了整锅的茶叶蛋。我蹲在篮球架下数蚂蚁，直到路灯把影子融进夜色。三个月后，我拖着人造革行李箱站在北京西站，站前广场的鸽子扑棱棱飞过广告牌，上面写着”新世纪，新梦想”。

李三弟的烟酒店开在五环外的城中村。二十平米的店面塞着三张双层床，夜里能听见隔壁发廊妹用四川话打电话。我们蹲在马路牙子上喝燕京啤酒时，他总说：”大胜，咱早晚得有自己的店。”后来我真在建材城租了个摊位，帆布棚里码着从廊坊运来的石膏线。那年诺基亚出了带摄像头的手机，我给家里打电话说每月能存两千块。

沈小棠结婚的消息是母亲在电话里说的。那天我在天桥上看车流，尾灯连成蜿蜒的红河。兜里揣着准备寄回家的汇款单，上面写着三姐孩子满月的礼金。手机突然响起《朋友》的铃声，我对着广告屏上周华健的笑脸按下接听键，听见三姐说新房首付不用愁。

2003年非典期间建材城歇业，我在出租屋看完了《灌篮高手》全国大赛篇。当樱木花道忍着背伤投出中距离跳投时，楼下的防疫广播正在循环播放。解封后我去西单买了台二手DV，镜头里李三弟抱着女儿做鬼脸，背景是烟酒店新换的霓虹灯牌。